9月29日凌晨，连续发动五日强攻死伤千余之后季雨霖部终于拿下北军江北全部阵地，隔江架炮炮轰江南北军阵地。冯国璋、段芝贵指挥部撤往刚刚重新夺回的宣州。芜湖大仗打响。
同日上午李汉第二次会见抵达武昌的唐绍仪翁婿，中国之声、大公报等数份报纸得到允许全程参与，双方就南北议和展开讨论，最终李汉点头接受会商，随后于中午通电，以‘不忍再见天下黎庶生灵涂炭’借口，接受同北方进行接触。只是接触时间、和谈地点、代表等悉数未在通电之中点出，令这一丝展露出的曙光显得十分黯淡。
绅权，全称乡绅政权，起源于明朝中后期兴盛于清朝，到了民国建立时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社会跟政治现象。若论民国绅权之最，湖南当之无愧尤为醒目。
尽管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作为做早的一批省份，积极响应湖北起义。然而，和湖北比较起来，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这也是为什么共进会焦达峰等在湖南遭遇惨死的原因，盖因为湖南地方的统治基础乃是乡绅阶级。这些以守旧派为主的乡绅集团敌视革命，尽管同样对腐朽满清统治失望的他们最终选择了同革命党妥协，共同成立了湖南军政府，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跟革命党人争夺湖南的领导权。
湖南因为地理等原因，绅权较之安徽等富庶省份发展的较为缓慢，一直到了太平天国士气，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并受命组建湘军之后，才得到快速的发展。曾国藩时期的湖南乡绅集团拥有了生杀大权，其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乡绅手中最便利的杀人工具。死在这把刀下的所谓暴民、百姓不计其数，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人数也相当可观。可以说，湖南乡伸将“以民御民”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若不是其后因为湘军将领也给曾国藩来了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导致其跟其一手扶持起来的乡绅集团成为了清廷的眼中钉、肉中刺，随后多番打压...湖南也不会有革命党的立足之地。
不过清廷的统治者虽然致力于打压乡绅集团，但是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曾国藩的湘军覆灭而结束。清廷的卖.官卖爵的腐朽政策，给了湖南乡绅太多太多的机会。经过了数十年的经营，到了辛亥革命前乡绅们已经几乎获得了全部地方政务。地方上的一切运作都离不开乡绅集团，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从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纠纷调解，都能够看到借仲集团的影子。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乡绅力量才能维特权威，乡绅集团对于湖南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
中国数千年来君权至上，至高无上的君权高于一切，也大大的压制了绅权的扩张，所以，当初‘戊戌变法’，积极寻求限制君权的湖南一省最是积极。清末新政之后，大批湖南乡伸投身实业，造就了一批新兴力量，这些人就是“立宪派。”他们是绅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这些人希望从打着‘君权’大旗渔利的统治阶层手中分享更多权力，所以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君主的权力得到了限制，他们便可以凭借着‘立宪’的身份分享从君主手上抢夺来的权力。至于民众，自然还是越无知与愚昧，越畏惧君权不敢反抗的好。对他们来说，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对于湖南的局势李汉看的十分清楚，事实上自从来到这个时代之后，湖北战争还没打响之前他便考虑过带兵一旅南下趁机夺取湖南政权的可能性了。因为对湖南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以至于经过两年的研究，他对湖南的局势可谓了若指掌。自然早早心中便打起了湖南乡绅集团这个省内潜伏在黑暗中的第一势力的主意。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赵恒锡抓到了谭延闿之后，他下令第一时间将谭延闿送到湖北的原因。
这位立宪派出身，曾经的湖北咨议局局长正是他计划中的中间人，让他的声音传到湖南乡绅集团耳中的传话筒。
因为历史之鉴，李汉的逐鹿计划大致被他分成了几步走，没有红色政权初期的不分国情的就将其他阶层尽数打成敌人，在他眼中无论是有能力的买办阶级还是民初小资本家又或者是身上封建气息浓重的乡绅阶层，都在他拉拢的范围之内。他至今仍记得在大学时国际政治课上教授曾经感慨的一句话--所谓政治就是将自己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多，敌人变得越来越少。
湖南乡绅集团一旦向他投诚，湖南才算真正稳下来了。这一点他看的很清楚，谭延闿所处的谭家在湖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乡绅集团之中。谭延闿的爷爷谭之恒是国子监生，曾在湘潭一带教私塾，为谭家打下了很好的人脉。谭延闿之父谭钟麟也不简单，曾经做过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吏部尚书、闽浙总督、两广总督，当年巴结谭家的人海了去了，在湖南乡绅中影响力巨大。尽管谭延闿的母亲李氏乃是丫鬟出身，庶出的他在谭家中受到的掣肘较多，但是最终还是给他借助谭家的关系得到了湖南乡绅的支持，成为了湖南乡绅立宪派的首脑。去年党人掌握湖南兵权，最终他还不是借助乡绅集团的助力，经过几个月的徐徐图之，最终掌握了湖南的小半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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