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更昨天的，对不住了，这个月因为新工作加上我妈的病情，我的更新不太稳定，我会争取尽快施行现在的作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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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桂馨、武士英二人落案之后，局势越发对赵秉钧跟袁世凯二人不利，举国上下除了西部五省还算安静之外，到处都是指责谩骂之声。
刺宋案袁世凯本下令移交给江苏都督徐绍桢负责审查的，这徐绍桢已经投靠了他，如果由他接手，毫无疑问结果自然要对他更加有利。不过他太高看了徐绍桢这个人了，其本人生性软弱，一遇到大事便显得犹犹豫豫。刺宋案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敢有胆接手。果然，南京城中传出激进革命党人张贴的布告，公然挑衅道：“若徐固卿敢接手宋案，为那国贼辩护，我等当效仿英烈，诛杀老贼！”
这般杀气腾腾的言论当真吓到了徐绍桢，他一边下令南京加紧戒备，一边又往北京致电推辞，言道：“民间多有激愤者，不愿案件远离上海到我江宁审理。更有顽固收买洋人，不许证物移交与我。固卿虽有心为宋案沉冤昭雪，奈何民心不许，只能作罢！”
随后27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下令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此时，此时孙中山已从日本归来，在其跟国民党的强烈要求之下，上海当局下令将查获地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确切地证据就是那些往来函电。
如果说前几日百姓们在看着报纸上的谩骂还有些将信将疑，毕竟之前为了保护证据，那些报社记者们也只是从巡捕房的口中得到了消息而已。如今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舆论哗然、举国哗然。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在孙中山、黄兴地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江苏民政总长应德闳未请示袁世凯便在公布宋案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内阁总理赵秉钧为由，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钓，逮捕洪述祖，追究主名，他们所说地“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
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言到宋教仁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感情融洽，自己不会杀宋，企图为自己做辩护。
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事实上他从三月中旬突然往日本便是跟日本军政商界磋商，希望能够获得一批军火支援。因为，河南的局势已经越发的不利于唐牺支等。种种情报都显示了，在豫南、豫西到处烧杀掠夺的匪类背后都有势力支持的影子。比如河南陆军缴获了一些枪支，虽然杂乱却都是早年老北洋使用的旧枪，很明显是北洋军淘汰下来的武器。在他看来，袁世凯插手河南这个他安排在北方的革命桥头堡已经是十分危险的警告了，这表明了袁世凯已经做好了不惜威力统一全国的决心。如今又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他们这些革命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他不放弃最后一丝努力。和黄兴于4月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使人。
于此同时，齐聚北方的国会议员也随着站出来声援宋案，其中多以国民党籍议员最是激愤，结果导致原本袁世凯已经准备押后的国会被迫于孙黄合电两日之后原本规定的时间在北京召开。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这天风和日暖，街市通悬国旗，自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众议员五百零三人，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其他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每个人都喜气洋洋。但细心的人可以看出，出席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虽然衣冠楚楚，但注意力似乎不太集中，仿佛老是在思考什么事情。
10时，当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赵正耀宣布典礼开始，拱卫军鸣礼炮一百零八响以致敬的时候，赵秉钧似乎才刚刚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反应稍微有些大，这样重大的日子，总理居然是这种反应，不得不让人玩味思量一番。
原本国会开幕，袁世凯打算亲自前来地，但是由于宋案发生，京城谣言四起，更有激进的代表宣布：“自正式国会召开后，临时政府自然失去效力，若袁世凯前来，不当其为大总统，只视之为普通国民尔，绝不列队欢迎。”为避免这样的难堪，只好派杨士琦代袁出席，并毕恭毕敬地致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由于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和杨士琦地卖力表演，增加了不少国民党稳健派议员以合法手段解决“宋案”的幻想，因此气氛倒是好了不少。
不过可惜，最终国会召开在为数几乎过半的国民党籍议员的强烈要求下，国会通过第一份法令，宣布批准上海提交的传召内阁总理赵秉钧至上海接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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