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皇顺治起，朝廷就在乡间广谕民人，以《圣训》教化人心，这与你所言之乡约有何不同？”
“均平之言，是视人有男女老弱、心向上下之差。人既有差，家业也将有差。日积月累，丁多勤俭之家得业，虽小农也能得百亩田地，丁少怠懒之家败业，虽万贯家财也不余一文，此平由何处而均？”
“至于井田制一事，而今天下，千年变幻，沉积已定，如何重行古制？汉时王莽所行，便是借了儒家所言，以儒乱政。国与家毕竟不同，国事根底，千头万绪，为君者要衡诸方之利，而非照尔等臆想之语行政。”
从曾静交上来的作业里，雍正欣喜地看到，这个穷酸是在真心悔改了。但曾静还在坚持，只有吕留良所述那一套政制，才能清除华夏顽疾，度那五德转运之劫。
因此雍正也认真地教导着曾静，希望他能在这条正确而光明的道理上再进一步。为这个曾静，他顶住了满朝堂的压力，如果曾静不能表现出透入骨髓的忏悔，又怎能对得起自己这番心血。
雍正这番教诲，所涉及是国政实务一面，用上了诸多他家学思，更是只埋头读儒家经典的曾静这等穷酸所未能触及的新知。这些东西，曾静如果能南行广东，甚至继续就在永兴县学里呆着，其实就能接触到，可惜，到了北京，却是从雍正这里听得了仔细。
批阅完毕，将折子交给等候在旁的南书房行走，雍正拍拍发热的额头，对着书案上那一大堆奏折皱起了眉头。
这都是求请尽快诛杀曾静的本章，开头只是刑部跟雍正对着干，现在是整个朝堂都沸腾了，都认为雍正继续留着曾静张熙是坏了一国人心。
如此反应，让雍正既喜又忧，喜的是，这些朝臣是在借曾静之事，向他表绝对效忠之心，是为他这个皇帝的位子，为他的脸面着想。忧的自然是在跟他捣蛋。
矛盾之下，雍正就不好对这些朝臣太过强硬，免得伤了臣子们拳拳护主之心。
思来想去，雍正叹气，摊开折子，再写了一封上谕。
首先，雍正认可并且赞扬臣子们的用心，其次，雍正再次强调，曾静不过是学识粗鄙，受了吕留良遗毒。吕留良遗毒之深，远不止曾静，天下怕是有千千万万。将曾静简单地诛杀了，这些人的遗毒就很难清理了。
因此雍正希望，臣子们能齐心协力，帮着他一起完成这一桩诛心工程，涤荡这一国人心，大家团结起来，为抵抗南蛮，为光复华夏而努力。
这封谕令用词之恳切，一改雍正往日严厉作风，让朝堂臣子们娇躯一震，撒泼打滚的激烈手段不好再用，虽没停了闹腾，言辞却温婉了许多，让雍正终于松了口长气。
雍正跟朝堂缠缠绵绵之际，雍正四年八月，《大义觉迷录》终于成书。雍正再度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给每省递去样本，让督抚在当地复刻刊行。
这是大清有史以来最大一桩官印事业，除了京城百官、国子监诸生，每省从官到学子，雍正都要求人手一本，甚至乡间一般民人也能看到。当然，印书的钱，就得由民人来掏，地方官府奏报数目。
这个数目就很吓人了，在李肆那个时空里，仅仅只是台湾一府，知府就奏报了1230本的数量，全国总数怕不下上百万本……
跟李肆之前时空里的《大义觉迷录》相比，早产八九年的《大义觉迷录》差别不大，分为四卷。第一卷是早前雍正对曾静投书的驳斥，这部分言论，朝堂和地方官府都基本熟悉了。第二卷则是雍正跟曾静的对话，当然，在书里为了凸显皇帝的威严，雍正的问话都是大字，曾静的回答都是小字，而且还不提姓名，而是自称“弥天重犯”。
第三卷是雍正为曾静之罪开脱的内容，包括了在荆州和京城审讯曾静的内容，以及雍正跟臣子们讨论该如何处置曾静的多道奏折和谕旨。前半部分是显示曾静是受吕留良学说蛊惑，以及曾静自己有所悔改，后半部分则是从雍正和朝臣的讨论中，应证曾静的确罪不至死。
这第三卷就有些猛料了，因为雍正必须要将大清得位之正跟自己得位之正捆绑在一起，所以这里他掺进了一些私货，借驳斥曾静关于他雍正篡位和残害兄弟的言论，彰示他得位的正当。这部分内容在第一卷里也有所铺垫，如今结合起来，宫廷斗争的内幕，至少是从皇帝口中道出的宫廷斗争是怎么回事，就这么在民间广为流传。
朝堂对第三卷内容自然也很熟悉，但民间却由此大饱眼福，他们还是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国政来往，甚至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皇帝的秘闻，即便只是驳斥谣言。实际上大多数民人，都不怎么清楚这谣言的真正面目，这下却由皇帝自己说了出来。皇帝是在辟谣，可辟谣的效果……往往与辟谣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第四卷收录了雍正关于处置吕留良和其门徒，以及相关人等的谕旨，这还不是正式的定罪。跟李肆那个时空相比，多出了数落吕留良后人叛逃南蛮的指控，同时将吕留良学思广传民间的罪责推给了南蛮，由此避开对康熙“仁治”的牵连，同时也替江南官场作了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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