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清晨，中华帝国的国歌在雄壮的乐曲声中唱起来，男高音合唱是那么的高亢：
“中华帝国威加四方，
五星红旗劲风飘扬，
吾皇孔圣恩泽天下，
士农工商且富且强。
江河浩荡山绵连，
君民立宪开尧天，
日月光华真熙皞，
佑我中华万万年。”
在开封城里中华帝国的内阁衙门正门前，立有一根高高的旗杆，每天的清晨，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升国旗的仪式，五星红旗高高升旗，随风飘扬。
这是新朝开国以来定下来的新规矩，各省、府、县的官府门前必须悬挂国旗，以示对国旗的尊重，并且使得官府更端庄、郑重。此外，在开封的内阁衙门门前、中京（曲阜）的皇宫门前，每日太阳升起之时要举行升旗仪式，太阳落山之时举行降旗仪式，风雨不误。这两地本来就有仪仗队，这一份升旗的差事，就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久而久之，升旗仪式成了开封、中京的有名一景，凡是初到此地之人必要早起观看。这也就向国人们宣传了国旗和国歌，增强了人们的爱我中华的意识。
时间不长，此事传到了江宁（南京），不知是哪位大佬建议，被朱由检采纳了，江宁也设法搞了个仪仗队，也是天天的在皇宫门前奏乐升旗。
但是南京的仪仗队和军乐队却完全不是国防军的样子，他们的服装是大明时代沿用下来鸳鸯战袄，新做的加了一些装饰，也是整齐划一，枪械倒是差不多，用的也是新式火铳，队列步伐不太讲究姿态，步伐整齐即可。乐队可是差的太远，国防军用的乐器不是买不到而是不会用，还要等以后请一个教官（乐队指挥）再说。所以现在就是传统的丝竹加大鼓铜钹，热闹有余，庄重不足，也是别有一番韵味。
按照规定，中华的属国，在其王都的王宫门前也必须悬挂五星红旗，各个属国也学着样子定制了自己的国旗，并且多数都是以五星红旗为基础修改设计的，借以宣示他们的属国地位。做属国的好处多多，也是很荣耀的。因此，属国王宫门前，一般都是两根旗杆，一面是宗主国中华帝国的五星红旗，另一面是自己王国的国旗。
......
就在大家忙于崇祯退位，明王国归附中华的时候，从山西省传来一份山西巡按御史赵澄藻的呈文，说是山西祁县的官员，向民间募捐，建造圣宪王爷的生祠，工程已经初具规模被赵澄藻查到了，弹劾的奏疏就呈报上来。
所谓“生祠”，就是给活人建庙，雕塑泥胎塑像、立牌位来供奉，类似于现代城市中塑像的意思。
中国人的习惯，如果感激敬仰某人，则在家中立牌位，日常烧香叩头供奉，这是古代人常用的，例如，马守应在私宅中就有朱万化、吴甡的牌位，他每日顶礼膜拜。这种做法只是表示个人的感恩，没有普遍的社会影响，因此，也不会有人追究。
但是生祠是公共建筑，招徕过往之人焚香叩拜，甚至还要收取敬献银两、布施，是有社会影响的。
这种事情古代是常有的，例如十几年前魏忠贤的生祠就遍布全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几乎每个县都有，大小规模不一，宏伟者超过了孔庙的也不少。例如袁崇焕就在宁远为魏忠贤建过生祠，至于袁崇焕是否正面人物，他建生祠的目的我们就不管了，反正这是历史事实，我们拿来说一说而已。
为朱万化建生祠之人目的如何？
真心崇拜的可能性小，溜须拍马，甚至借机敛财的可能很大。
此事旁人不便处置，呈文一级一级上报，就到了宪王爷朱万化的手中。
对于这种事情，具有现代思想的朱万化理解的当然更透彻，这就是巴结讨好、个人崇拜、谋求私利、搞小团体的一个混血儿、混合体，细抠起来其出发点龌蹉无比。如果朱万化欲树立个人权威，给立生祠者于鼓励，或者不置可否的默许，那么用不了多久，全国就到处都是朱万化的塑像、生祠了，甚至还会繁衍出别的新花样来，像高丽棒子人人胸前带一个牌儿就属于此类。
政治是复杂的，个人崇拜也不能说完全不能搞，比如，在崇祯九年，钱谦益写的“朱公论政”当时朱万化就是持鼓励的态度。为什么呢？那时的朱万化需要权威的身份与地位，也就是“话语权”，说话要有人听，说到底是为了宣扬宪政的需要、是政治的需要。但是事情不能搞过了头，像生祠这种事情就不能鼓励，现在朱万化已经不是当年的情况了，身份、地位、权力、话语权都有了，他说的话就像圣旨一样，现在再搞这种形式就可能会走上反面，物极必反是真理。魏忠贤搞的生祠才过去几天？天下人都记忆犹新！搞不好就会令人生厌，令人联想到魏忠贤，其效果适得其反。
所以朱万化当即就给出了三项批示意见：第一，要山西巡抚宋贤详查此案，依照律法办理，如果有触犯刑律的，交给法院审理。生词必须拆毁。第二，让议会讨论一下，能不能立法，确定建生祠就是违法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的刑事处罚。第三，按照议会讨论的结果，让中华日报发批判的文章，让天下人都知道，以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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