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二日，朝廷的御前会议还在继续。对于各个内河航运线路上花皮的驻军是否主动出击这个议题，朝臣们分为两派争论不休，其实争论中还隐含着不少朝臣对花皮有好感，不愿意诉诸武力，刀兵相见。
提出出击问题的就是兵部尚书傅宗龙，主战的代表人物自然也是他。
傅宗龙说道：“花皮自立皇帝，与我大明已经是水火不容之势，我官军在浦口开战与全面开战有多大区别，即便不是全面出击，有了浦口之战，与花皮还能议和吗？既然没有和的余地，那里还能静观其变？我官军作战还能缩手缩脚吗？请陛下明察。”
傅尚书的这番话倒是点到了根本：如果有议和的可能，作为弱的一方当然愿意求和，以求得苟安，静待其变也有道理。但是没有和的余地，那就只有战争，那容得你“静观其变”呢？
对此，主和的代表杨嗣昌也是无法回答，因而争论的形势有了变化，主战的意见占了上风。
最关键的还是崇祯皇帝骨子里就是主战派，他既然不想放弃皇权，那就只有一战，宁可战败也不会放弃权利的。这与历史上清朝末年皇族对宪政的态度是一致的，辛亥革命之前的清朝皇族，眼看着江山不保，还是死死的抓住皇权不放，并且当时的清朝廷，其皇权应经出不了北京城了，对于事实上不存在的皇权依然的如此眷恋，更何况崇祯的情况要好的多呢？
最后当然是皇帝拍板，他下令内阁按照兵部的意见拟定诏书，下达备战的命令。
中华大地上战云密布了！
对于这个争论的结果，杨嗣昌还是比较豁达的，他不会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耿耿于怀。其原因就是他已经看到了大明的末日即将到来，他们这些臣子们不过是尽最后的一份忠心罢了。战，是灭亡，不战，还是灭亡，这又有多大的区别呢？另一方面，争论双方的主将：杨嗣昌和傅宗龙是上下级兼朋友的关系，这个关系从宣大边关开始，已经是多年的友情了，因此，他们是互相了解的，也是互相理解的。
战与和之争告一段落，杨嗣昌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他说道：“陛下，天下的士子之心还是忠君、忠于社稷的，即便是花皮的一方也有不少忠于陛下之人。因此，在这国难危急的时刻，我朝廷还要多方联络，以唤醒天下士子的忠君之心。只要我们做的好，说不定会收到奇效。”
联省一方的官员，有很多都是有功名之人，很多人也都做过大明的官，并且有不少的高官，他们对待大明的皇帝的确是有敬畏之心的。
工部尚书刘遵宪说道：“陛下，杨阁老之言有理，臣复议。投到花皮一方的官员看似与朝廷离心离德，未必会弃暗投明。但是世事多变，其中就难免有迷途知返之人，如果我朝廷善加利用定能收到奇效。”
崇祯也认为有理，于是吩咐拟定计划，指定专人负责。
......
九月十三日来自第六师（驻地长江流域）紧急军情报告递到了陆军总监朱万杰的手上。
联省、国防军虽然处于忙乱之中，但是各个职能部门还是照常运作。情报坐探的工作还在继续，当然情报系统的信息只能到朱万雄的手里，朱万杰手中的报告来自第六师的浦口驻军。
在长江航线上南京自然是重要的一站，其码头在下关，下关码头是地名，它就在南京城的北门外，紧挨着城门。国防军开辟的航线，在码头上都要驻军的，但是下关码头太特殊了，它在南京城的城门口几十米处。南京是都城，国防军驻军于都城大门口实在是过于敏感，所以这一站的驻军就驻在了长江的对面：浦口码头，而在下关码头上只是没有武装的镖局保安。
国防军之所以占领了浦口城，那还是因为当初修建浦口码头遇到了帮会土匪的挑衅破坏，国防军不得已进行剿匪，可是帮会头子张三爷与浦口官军相勾结，成了官军土匪是一家的局面。于是国防军剿匪的同时也俘虏并遣散了浦口的官军，于是就占领了浦口的城防。在南京的都城门口，国防军不方便在浦口城建立政权，于是浦口县的官衙还是朝廷的，但是城防是国防军的，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怪胎。
由于驻守浦口的国防军驻军严格的遵照朝廷的法令行事，全力的配合浦口县衙门，与历任的知县关系甚好，与官军驻防没有什么不同。国防军与浦口知县的关系中也有经济利益的驱动，这个利益就是下关码头到浦口码头的轮渡，它是个小型的股份公司，历任的浦口知县享受其两成（百分之二十）干股的红利，这是个无本万利的生意。有了这个利益的诱惑，浦口知县不管是换了谁，都与国防军交情深厚。
浦口城是一个极小的城池，城内不过数万人，用现代的观点来看，那里就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居民小区。国防军看守城门，就相当于居民区的看门保安，他们长年累月的看大门，进进出出城门的人都混个脸熟，要是冷不丁的来几个生人，一定会引起守门士兵的注意。
官军要对浦口动手，侦查、卧底等动作是军事行动的常识，但是陌生人频繁的出现就惊动了浦口的守军，特别是在联省与朝廷关系日趋紧张的敏感时期，其信息就不同寻常了。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军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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