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省开通的电报业务，得到了大明民众的追捧，业务红火。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京城里反映更加强烈，因为这里没有通达电缆、电线，因此也就没有开展电报业务。给中华日报社来信询问此事的越来越多，有的信件居然有指责的言辞，说是国防军不应该对于朝廷耿耿于怀，和谈已经完成，正阳门协议也签了，为什么对于京师还限制电报业务？他们那里知道铺设电缆朝廷是要表态的，不然就会造成双方的误解。
信件太多了，反映太强烈，报社把这个情况还有一些信件上报到大都督府。朱万化指示：选择有代表性的信件登载到中华日报上，不要评论，也不要解释，当做新闻事件处理。
其实，写这些信的就有不少是官府的官员。终于有人写了奏章呈报到朝廷上，说是京城应该开通电报业务，这事情就过了明路，朝堂上也就有了公开的议论，最先做出反映的是兵部尚书张凤翼。
明朝同一个时代有两个张凤翼，名字一字不差，一个是戏曲作家，一个是官员，我们这里说的是兵部尚书张凤翼。
兵部的前任是熊明遇，再前任是梁廷栋。张凤翼和梁廷栋这两个兵部尚书有的一拼，历史上他们犯的是同一个毛病——畏敌，上了战场腿肚子就转筋，崇祯九年，在京畿对鞑子作战，这两位都不敢出战，直到鞑子退兵，他们两人怕皇帝追究责任，一块吃大黄自杀了。有胆子自杀，没有胆子上阵。真是一对难兄难弟。
胆子小是毛病，但是如果不上前线，安安稳稳的做一个官，这两个人还是不错的，可以当一个好官。这就是人尽其用的问题了，也不能因为胆子小就一棍子打死，一无是处。
这不，张凤翼就写了奏疏，附和京城应该引入电报业务的意见。他是兵部尚书，自然技高一筹，提出了一个附加的条款，就是同时要求朱家保证关宁前线的电报通信，使朝廷和关宁的边军通信及时畅通。
看这个意思好像是朱家急需开通京城的电报业务，求着朝廷了，所以朝廷顺便捞点好处，真亏他想的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奏章长了朝廷的脸面，特有面子。内阁首辅立即写了节略，并事先做了票拟，上报到皇帝面前。崇祯也没有犹豫，也无需再议，直接发给司礼监用印，就当做圣旨下发了，于是京城的电报业务再无障碍。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大明朝发圣旨的法定手续。草拟圣旨的权力在内阁手中，就是说一般的政务皇帝是不能自己草拟圣旨的，内阁写圣旨包括这项权力就叫做‘票拟’，皇帝的权利就是点头同意，司礼监用印，盖上皇帝的玉玺，就是圣旨了。如果皇帝不经过这个手续，直接起草圣旨用印下发的话，内阁有驳回的权利，叫做“封还”。
明朝的内阁权利很大，皇帝的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票拟、封还就是代表。
有了朝廷的圣旨朱家就可以铺设电缆，开通电报业务了。
可是朝廷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关宁前线的电报要通达。这个也好办，从大沽口沿海铺设一条电缆到觉华岛就可以了，这个距离很近，很容易。觉华岛到宁远城只是隔了20里的海路，也是极方便的。所以就在宁远城里设一个电报房，为军事、官府专用即可。
本来沿途的山海关，以及更远一点的锦州都在海边，可以同时接通，但是朱家在那里没有业务和势力，开通电报对于朱家没有意义，所以就通达到宁远为止，反正宁远居中，到山海关、到锦州都不远，骑马就是半天，至多一天的路，也说得过去了。谁知朱家这一凑合终于引来了事端，此是后话。
京城里现在的邮政所设在外城，其原因就是朝廷去年征缴山东，京城的邮政撤销了，恢复时为了安全，就临近办事处附近，选了一个地方设在了外城。现在要开通电报业务，就要方便用户办理，这个地点就不方便了，要从新选址。
选址就要研究一下京城的格局，借此机会胡侃一点北京的格局方面常识。
京城的格局是，除了皇宫之外被分为三大块。明清两代，五六百年的历史中都是这个格局。
外城，也可以称之为南城的区域，就是后世崇文、宣武两区的范围，这里是贫民区，有大片的农田和村庄，还有依附城市的贫苦市民。富人极少，都是商人，集中在正阳门外、崇文门外的城门周边，这两个城门是南来客商的进城之路，特别是崇文门，它早晨开放的最早，晚上关闭的最晚，距离运河码头最近，官府对客商收税的税卡就设在崇文门，因此崇文门外也就最繁华。商人在封建社会里地位不高，“士农工商”他们排在最后，虽然不属于下九流，也差不多，只是有钱而已。
正阳门（就是前门）以北是内城，内城居中被皇宫和皇家禁地占了一长条，把内城一分为二，皇家的禁地是绝对禁止通行的。由于中南海在西侧，那里是皇家的花园，皇帝经常在这里办公，所以，以六部衙门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机构就集中到了西部，西长安街上的六部口就是六部衙门所在地，六部衙门的大围墙至今还残留一段，在西长安街上可以看到。特别是到了清代，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园林都在西北边，因此，为了方便，朝廷的大员，王公贵族就向西部集中。西城就自然形成了京城的政治中心，进而也就是文化的中心。历史悠久的北京师范大学、男四中等都在西城，这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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