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有惊无险。两天后，无奈的崇祯又单独召见朱大典，无非一番勉励的话，预计的人质问题并没有提出。对于台湾也是只字未提，可能崇祯认为那是个无关紧要的小岛，台湾究竟有多大，这个时代的大明朝的君臣恐怕都说不清。
崇祯前些天曾经传下旨意，叫户部、吏部收集有关台湾的史料文档。结果令崇祯大失所望，宫廷的档案中仅仅有永乐年间郑和曾经到达大员的记录，余下的就是倭寇盘踞大员骚扰沿海地区的记载。在打击倭寇的上百年的历史中，明军也数次登上大员，后来也都返回来了。没有占据，也没有勘测，更没有设置官吏。对于台湾依然是什么有价值的文字没写出来。
倒是朱大典的一句话让崇祯帝心里一亮。朱大典说：“陛下，依微臣看，当今天下纷乱，正是多事之秋。当务之急有三：外有建奴、蒙古侵扰，内有西北乱民，此其一。其二是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官府救济不力。导致饥民遍野，流民四处流窜，民生不稳。臣亲眼所见，已经累及到京师。其三，为解此危难需要大批钱粮，然国库空乏，钱粮两缺。微臣斗胆妄言，不当之处，请陛下恕罪！”
崇祯召见朱大典，心里也是很矛盾的。他已经感到朱大典非同一般，见解自然会非同凡响，很想交流一番，希望有所收益。另一方面，强势的朱大典在朝堂上咄咄逼人，让皇帝感到有一种压力。以崇祯多疑的心性，自然不能信任他，甚至有出手压制的欲望。所以这次召见充满了矛盾和无奈。
崇祯倒是没有想到朱大典能这么率直的直奔要害，这三点正是让崇祯日夜不宁的问题。其实还有一点朱大典没有说，那就是皇帝身边没有能为君分忧的可用、顶用之人。以朱大典之精明，应当能看到。精明之人自然也不会说这个问题，打击面太大了。
说道要害问题，崇祯再也掩饰不住忧虑和不安，很像是自言自语的轻声问道：“朱爱卿可有良策？”说是这么说，崇祯也没指望有什么好办法。
朱大典启奏到：“陛下，事务纷杂，头绪众多，终其一点，‘钱粮’二字首当其冲。”
崇祯暗暗点头，朕岂不知钱粮重要？又如之奈何？
“研讨一些农耕办法，以缓解灾荒。救助灾民，安抚流民、饥民，如此等等，办法很多。朝堂上不乏有识之士，见解定然强过微臣百倍。无论什么办法都要各级官府的官员去办差，各地方官员能不能办、想不想办也需要有督促他们的办法。内阁大员，各部官僚也都会有好的见解。微臣自愧不如，因此，也不敢妄加议论。言之总而，只要想办事，办法总是有的。”
崇祯不高兴了，说了半天等于没说，你也没有办法呀！
“陛下，微臣赴任山东，欲细细地研讨山东施政的得失，则其要者，寻求改变一二。臣有信心明年秋赋，山东一省上缴的赋税、钱粮定然执北方各省之牛耳，直追南方富庶之地!”
此言一出，惊得崇祯睁大了眼睛。这牛皮吹的大了点吧？如果各省巡抚都有此志，我这当皇帝的还有什么忧虑！
“朱爱卿快说，有何良策？”崇祯迫不及待了。
“微臣尚未赴任，山东民情尚需查访，说有什么办法为时尚早。不过有一策臣已经筹划多时了，不过六个字而已：‘官绅一体纳粮’。”
‘官绅一体纳粮’是清朝雍正年间的改革政策，的确是革除弊政的一个重大措施。针对明朝末年的情况，被朱万化提了出来，作为第一批改革的要点。大明的经济实力是很强的，但是大量的财富沉淀的民间，是民富国不富，民富国不强的状态。没有国家的富强，民富就是无根之草，水上的浮萍。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富而不强的大明，被经济文化都远远落后的满清给灭了。
但是这个观点崇祯是接受不了的。他拍案而起，手指朱大典怒喝：“大胆！士绅地位尊贵，岂能等同于草民。何况这是洪武太祖定下的规矩，历朝历代的成法。岂能破坏？这世上还有尊贵卑贱之分么？”
见皇帝震怒，朱大典躬身答道：“陛下息怒，听微臣解释：朝廷征收的赋税是做什么用的？无非是治理国家，保卫国家。国家安定国民受益。士绅也是国民，国家的安定他们也是受益者，而且是最大的受益者。作为受益者不应该付出吗？打一个比方，地主为保护自己免遭土匪侵扰，需要豢养家丁护院。地主不拿出钱粮能召集到为自己卖命的人吗？国家也是一样，国家的军队保护了士绅，国家的官府衙门维护了士绅的利益，士绅理所当然要出钱粮维持军队、官衙，天下哪有无米之炊？
宋代改革大家王安石有一句名言：‘祖宗不足法’。这个说来话长，都是老生常谈，臣就不说了。恕臣说句大不敬的话：如果祖宗定下的规矩都不能动，现在坐在龙椅上的应该姓‘嬴’，应该是祖龙的后代！这天下自秦汉唐宋以来有多大变化，可为天翻地覆，何言祖宗成法？
如果建奴打过来，乱民围过来，国家没有钱粮破敌，那建奴会因为士绅尊贵而不杀？乱民会因为祖宗成法而不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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