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宇和刘钢下去布置任务，陈海松则在思考主力南下的行动原因。
原本历史中，35年10月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从敌人包围圈中走出来，与陕北的刘志丹、谢子长的26、27军会师，为中国革命找到了落脚点。
经过多方努力，促成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携手北上，36年10月，终于在甘肃东部的会宁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张国焘的分裂企图被遏制，分散于各个根据地的红军主力终于首次聚集在了一起。
蒋介石不愿看到**得到地盘休养生息，也不愿看到红军会合力量增强，同时还希望借剿共之机消耗地方军阀的力量，于是调动东北军、西北军、宁夏马鸿逵、甘肃马步青等地方武装在中央军胡宗南的配合下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动重兵围剿。
陕北红军兵力有限，只好从外部想办法打乱敌人的部署，组织刚刚结束长征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由于敌情的变化，宁夏战役无法实施，靖远渡口被敌占领，后续准备过河的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跟随红一方面军退回陕北。
渡河部队被称作西路军，执行向西攻击打通国际通道的新任务。
本应趁敌防御未成之时快速进军，冲出河西，到新疆接受苏联口头答应的军事援助，但陕北面临巨大军事压力，孤军在外的西路军是唯一可以机动使用战略力量，为配合陕北作战，中央决定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一带建立永凉根据地。
河西地形狭长，人烟稀少，为解决粮食，部队分散驻扎在各寨堡，从古浪一直延伸到山丹，被敌调来青海马步芳所部参与围剿。
马家军首先在古浪强攻，九军损失惨重，被迫放弃古浪，西进永昌，接连被追击而来的马家军骑兵蚕食，整个西路军在永昌附近与敌缠斗二十余天，消耗了大量人员物资。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通过协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形势已成，陕北军事压力减缓，中央又指示西路军继续西进，打通新疆国际通道。
西路军部队刚刚开进到临泽高台地区，兵力尚未展开，陕北却风云突变，大军压境。
原来，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很快就打发张学良去奉化面壁读书，调动重兵要解决掉西北军和东北军，作为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一部分，中央担心蒋介石撕毁协议，借机进攻陕北，为保持外部军事存在又指示西路军停止西进，东返回援。
战略决策再次变更造成各部孤立，缺乏呼应，遂被敌围歼红五军，红九军再受重创，主力只得收缩兵力，集团南下。
现在估计就是在执行东返的部署，呼应中央红军。
按原先历史的发展，西路军东进碰壁，无力突破，只得返回倪家营，固守了二十余日。
2月21日再次东进，至西墩堡又被挡回倪家营，苦战至3月5日实在无力支撑，开始向祁连山方向突围。
被敌沿路围堵攻击，几近崩溃，陈海松就是在3月11日掩护总部撤退时率九军残部死守梨园口阵地，身中八枪而英勇牺牲的。
3月13日逃进山里的西路军只剩下不到2000人，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分散突围东返（徐返回延安，陈潜回家乡）其余人员分散突围。
王树声、李聚奎、朱良才、郑维山、杜义德、欧阳毅、晏福生等被打散化装或要饭逃回延安。
李先念、李卓然、李特、黄超、曾传六、程世才、宋侃夫、黄火青、郭天民、李天焕等400余人成建制逃到新疆。
郑义斋、曾日山等牺牲，孙玉清、熊厚发、邵烈坤等被俘牺牲，张琴秋、秦基伟、彭嘉庆、徐立清、陶勇、方强等被俘获救。
为中国革命立下卓越功勋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就这样消失在祁连山中。
整个西路军渡过黄河21800人，经过五个月的艰苦转战牺牲万余人，突围回返或被俘营救：6000人，被俘杀害或流落民间6000余人，写下了我军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西路军的河西覆灭除了孤军深入、补给困难、群众基础差等原因外，战略不明、忽走忽停、贻误战机也是很主要的原因。
但西路军作为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服从于大局，配合红军主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全国形势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下级，执行上级赋予的任务责无旁贷，不应抱怨，关键是各级指挥员能否把分解到自己手里作战任务执行好，把部队组织好，把战术选择好，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贯彻好。
所以，自己的红九军独立师这支偏师作用至为关键，长期的消耗让主力那边伤兵满营，粮弹将近，已经是无心恋战、无力再战，已经失去进行运动战的积极性和可能性。
硬性突围、硬性防守在无外援的情况下都是崩溃的前奏。
明天的战斗将决定西路军的命运，为了西路军一定要活捉马元海。
1937年1月27日清晨，黑暗中沉睡着的张掖被整齐的跑步声和口令声吵醒，三千多人的部队在张掖的不同方位同时做着相同的事情——出早操。
天气依然寒冷，但十五的月光仍留恋地盯着这些匆匆跑动着的军人不肯离去，操场上有男人也有女人，全副武装跟在前进的队伍里，重重地喘着气，呼出团团白雾。水壶、子弹带、手榴弹带、刺刀有节奏地发出碰撞声却怎么也赶不上脚步声来的清脆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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