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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儒家，刘荣从个人情感上，自然是相当不喜。
因为在刘荣看来，古华夏绝大多数苦难，几乎都源自于后来，在歪路上越走越远的儒学。
前世，刘荣曾听人说，秦汉风骨，都是被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学，给抽了个一干二净。
对这种说法，刘荣不置可否——谈不上有多赞同，却也没觉得完全不对，只能说是有待商榷。
但历史上的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无疑是让后世万千华夏之民唾骂，也算是遗臭万年了。
刘荣当然明白，祖宗的过错不该由后人背负，后人的过错也不该由祖宗负责。
好比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刘荣再怎么不讲道理，也不至于将其怪罪在孔夫子头上。
但刘荣却也认为，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以及后世的儒生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以至于闹出头皮太痒、水太凉的笑话，和儒学本身的特性，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关联。
——儒学，天然就是为地主乡绅，或者说是地方豪强势力代言的政治学说。
在儒家的治国理念、执政哲学当中，随处可见乡绅地主的影子。
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况，必然是乡绅地主做精神表率，以及实际意义上的代表、掌控者，带领底层民众扶持地方安定和运转。
但历史的教训告诉刘荣：儒家理想中的‘乡绅’，恐怕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从历史长河当中，刘荣看不到所谓的‘良绅’，看不到能做表率、榜样的地主豪强。
刘荣看到的，只有无情压迫、剥削底层民众的万恶地主。
这类人，在古今中外都存在。
而儒家的存在，却让这些卑劣之人，在古华夏大地，具备了最坚实的法理基础。
——地主豪强压迫民众，原本是一目了然的错误； 但儒家的存在，却让这么一个浑身上下，都流淌着贫苦民众血海的恶劣群体，披上了一层‘良绅’的皮。
单就这一点，刘荣就可以说一句：对于诸夏而言，儒学，是千古罪人！
是儒学的存在，让古华夏的地主豪强，具备了合理合法，甚至合乎情理的剥削底层民众的理论基础。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刘荣从个人情感层面，对儒学的厌恶达到了极致，甚至到了‘恨不能除之而后快’的程度。
只不过，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一个勉强算得上合格的青年天子，刘荣也同样清楚：很多时候，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取决于个人喜好，而是应该以客观现实、宏大局势为基准。
先帝后三年，也就是刘荣太子监国那三年，刘荣从先帝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知识，也同样是这一点。
先帝曾告诉刘荣：如果单凭个人喜好，就决定国家大事，那必然会酿成大祸。
因为天子，本就代表着宗庙、社稷。
按照权责对等的逻辑，天子即富拥天下，也同样要为天下负责。
天子固然可以凭借个人喜好，来做出影响天下的决策； 但天子的决策最终，却不会引发只影响天子个人的后果，而是会影响整个天下。
——天子做出正确的决策，不会只让天子本人获益，而是更会让天下获益； 同理，当天子做出错误的决策，受伤害的也绝不会只是天子个人，而会是整个天下。
所以，每当做出重大决策时，刘荣都会反复提醒自己：事关天下安危，无论利弊，影响都会遍及天下，绝对不能只凭个人喜好做决策，甚至要尽可能不掺杂个人情感因素，而是应当以天下利弊的立场出发。
主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因愠而致战，便是类似的道理。
正是因此，刘荣对个人情感上无比厌恶，甚至堪称‘仇恨’的儒家，才会如此的宽容。
没错。
在刘荣看来，过去这些年，儒家所遭受的所谓‘不公正’待遇，非但不能算作是不公，反而还有些太宽容了。
毕竟按照刘荣个人情感上，对儒家的厌恶程度，儒家就是彻底失传，都无法为世修降表的衍圣公家族赎罪。
那么，既然明确自己不能受个人情感、好恶影响，从而对儒家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刘荣自然要从客观现实层面，去看待儒家在华夏学术、思想界，乃至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远的不说，就说如今汉室。
经过秦末汉初，那段百废待兴——非但穷困潦倒，而且短时间内还没有能力复苏的特殊时期，黄老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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