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有人提出了异议，说，电话虽然有记录，但并不能证明，受害人没有进入学校。他说，我们并不是要追究学校对这件事的责任，只是希望能真正地重现事实真相。这一点，对破案非常重要。他说，如果，受害人没回学校就发生了绑架案，有可能是陌生人作案，如果，受害人回了学校，然后被人带出去，再实施绑架，那就是熟人作的案。
教育部门的人说：“我们反映的就是事实真相！”
提出异议的人说：“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疑点，当我们问，今天有没见过那同学时，有的学生只是摇头，不敢讲话，有的学生却说，老师不让他们对外人乱说话，更不准他们说见过那同学。”
教育部门的人说：“你们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教育部门专门调查过，但我们的结果却不一样，全班五十多位同学都说，老师没有那么做，更没有不准他们说类似的话。”
提出异议的人说：“你们自己系统内部调查的结果有说服力吗？”
教育部门的人说：“你是说，我们教育系统故意隐瞒真相？”
提出异议的人反问道：“难道我们公安干警说假话？”
双方大有剑拔弩张的势头。
有人出来打圆场说，如果，老师说过类似的话，也不是不能理解。谁也不想负这个责任！又说，说过类似的话，也不能证明受害人就迈进了学校的大门。再说，公安部门也是破案心切，大家互相原谅吧！
李向东插话了，说：“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先谈案情。公安部门谈谈！”
刚才那位提出异议的人干咳了两声，说：“刚才教育部门也说了，我们110是八点十分接到报案的。在着手调查中，十点三十二分，接到那台商的电话，证实受害人是被绑架了。”
他说，绑匪在九点多一点打电话给台商，要他拿三百万赎人。那台商犹豫了很久，最后，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新情况告诉我们，所以，电话向我们公安的常委局长求救。
他说，常委局长要求我们严密封锁这个消息，要求我们的调查工作还按计划进行，借此迷惑绑匪，让绑匪误以为我们并不知道赎人的事。
他说，绑匪与台商约定，中午十二点在二河公园赎人。我们事先对二河公园进行了全面布控，封锁了各个出入口，只等绑匪拿了钱，放人后，再实施逮捕。可以说，整个安排是周密的，然而，绑匪却非常狡猾，他们并没有出现，而是更改了赎人的时间和地点。
李向东问：“下一个赎人的时间和地点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公安的人说：“没有确切时间和地点，只是要那台商二十四小时开机，随时等他们的电话。”
李向东问：“一直等到现在？”
公安的人说：“现在还没消息。”
李向东说：“这有点不适合逻辑吧？绑匪开始那么急，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冷静了？是不是我们那里疏忽了，让他们看出了破绽，知道公安已经介入了赎人行动？”
常委公安局长说：“应该不会。”
他说，我是这么分析的，绑匪第一次约见，只是一种试探。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才是真正目的。
他说，他也在注视我们，也在分析我们，暂时还不敢贸然行动。
李向东说：“这正是最担心的问题。”
他说，调查一刻不能放松，而且要真实可信，千万不要以为绑匪是那么好唬弄的。这是一起有预谋，准备充分的绑架案，我们要有最坏的打算，要多一个心眼，暂时不能排除绑匪与教育、公安部门的人有勾结。因此，赎人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没有赎人任务的公安干警，也要对他们保密。
他说，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只是等绑匪与那台商联系，我们必须想办法争取主动，目前，应该通过细致的调查，弄清楚绑匪的真实身份，这起绑架案有可能是哪些人干的？
公安的人说：“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要弄清楚，受害人有没回到学校，是不是熟人干的。”
李向东问坐在身边的常委局长：“这个问题就那么重要吗？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办法？”
常委局长说：“当然知道最好！”
李向东说：“那就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办法？”
常委局长愣了一下。
李向东问：“其他单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其他几个单位的领导也谈了一些情况，但李向东严格控制会议的主要议题，避免大家扯远了偏题了。最后，他环视一眼参加会议的人，问，还有哪个单位没发言？似乎都谈过了，不没谈的也不补充了，会场静寂了一分钟，李向东便对老董说：“你谈谈看法吧！”
老董说：“我听你的。”
不知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在等着看李向东的笑话？
李向东说：“即使老董书记不说，我就谈谈自己的意见。”
他说，第一，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大家必须把精力都放到解决问题上来。目前，教育部门必须配合公安部门，做好一切排查工作。一则迷惑绑匪，一则争取弄清楚绑匪是什么人。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他说，第二，公安部门要有打硬战，啃硬骨头的思想准备。在不能证实受害人是在校外还是校内被绑架的前提下，要有两手准备。如果，是陌生人作的案，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是熟人作的案，应该怎么突破？不能有半点侥幸心理，不要以为掌握了熟人作案，就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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