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并没有将他看到田春妮的事告诉家里面的王金娜和徐小曼，更没有向她们提起董杰的事，但是，他的心里却一直在打着鼓，他知道董杰是一个小心眼的、比较记仇的人，想一想当年自己和董杰之间，虽然是多年的搭档，就算是说不上是生死之交，总也是有交情的，便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为难自己。另外，张义还有一种比较乐观的想法，此时，董杰已然成了武汉市公安局的局长，这个官职的确很大，而且很有权力，或许他们一家也会因为董杰的的原因，待遇上会有一些改善吧！既然田春妮都知道他在这里，那么董杰也一定会知道的！
虽然张义有着这种美好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却一直没有实现，自从那天一早田春妮与他见过面之后，就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原来是怎么过的，还是这么过的。几天之后，张义不由得对自己的想法又感到好笑，如今自己的这种身份，怎么可能求得董杰的垂怜呢？人家不落井下石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他还奢望着董杰的照顾，真得是意想天开了！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军区里忽然通知王金娜去五七干校学习劳动，这个通知立时让张义的全家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
所谓的五七干校，却也有着它一段不得不为之的缘由。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一大批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打倒并被关进“牛棚”，各地方的造反派们在夺取革命政权之后，成立了各级的革命委员会，形成“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景象。由于批斗的热潮已经过去，各造反派势力都把注意力转向了争夺单位、本地区领导权上，谁还会去顾管那些被关进了“牛棚”里的人呢？更何况谁来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又开始相互推诿，最后谁也不去管。于是，这些被关进“牛棚”里的人应该往哪里去呢？便成了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连中共中央也犯了难来。
根据毛泽东的想法，为了防止象苏联那样出现“修正主义”，防止干部们脱离群众，搞特殊化，所以应该将这些人再下放到群众中去，在劳动中进行学习，让他们自食其力！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看到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之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便被称之为了《五七指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能够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毛泽东还要求这个大学样，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并且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正是基于《五七指示》，许多地方很快建立起了这种所谓的“干部学校”，并且几乎是统一地将之命名为“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农场，集中容纳了中共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被打倒批判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救教育。虽然名为“干部学校”，实际上却是名实相差得悬殊，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劳改场所。
五七干校的选址都在偏远和贫困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的人都统称为“五七战士”，而这些人中，有机关的干部，有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中专院校的教师、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有的拖家带口，有的将未成年的小孩托给城里或者家乡的亲友代管，便是那些年老体弱、伤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不能逃脱，统统地被撵了进来。这些人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的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上去，由军宣队或者工宣队统一管理。实际上，进入了五七干校，也就是意味着失去了人身的自由！
湖北省的五七干校，就设在汉江边的沙洋镇，那里也是湖北省第一监狱的所在地。
“没有什么可怕的！”看到张义、徐小曼和小强等人都愁眉不展的样子，王金娜反而显得十分得淡定，她安慰着众人道：“又不是我一个人去那里，呵呵，就连医院的李院长也被发配到那里去了，他可是你们共产党里的老党员，老革命！他都是如此得待遇，就不要再提我这个党外人士、右派分子了！”
虽然知道王金娜的话说得不错，但是徐小曼的眼睛里还是满噙着泪水，她和张义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所谓地进五七干校去学习，就是失去了自由！就是被强迫劳动改造，这跟劳改根本没有一丝得区别。
“大嫂，你这样的身体是不能去的呀！”徐小曼十分担心地道：“那里都是体力劳动，大嫂，那些农活别说你没有干过，就是我这个从农村里出来的人，也已经干不动了！前两天我在医院还看到了文联的白羽同志，他已经快七十岁了，眼睛近视得特别厉害，去那里只呆了不到一星期，人就不行了，救护车一路把他从沙洋送到我们医院里，抢救了两天也没有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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