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剿总当先着向桐柏山以西的解放军发起了攻击，第十八军很自然地被当成了十二兵团的先锋，由胡从俊带领着，从驻马店、遂平附近出发，沿着从驻马店通往南阳的公路两侧，经沙河店、牛蹄街等地，呈数路纵队，向西猛侵；到达春水镇附近后，再折向西南，直赴泌阳与唐河。
部队出发的时候正赶上秋雨绵绵而来，道路泥泞难行，跟在十八军之中的还有第三快速纵队，一路上的行动倒也顺畅，并没有发现解放军的踪迹。此时这片区域里，已然被共产党夺占组建了解放区，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当地的百姓看到国军的到来，却如同是见到凶神恶煞一般趋避开来，这令胡从俊、杨涛与张贤等人好生狐疑。而便是某个镇上宿营开伙的时候，伙夫去与当地的百姓收购菜蔬，这些百姓也不认在国统区发行的金圆券，便是以前流通的法币也无法使用，除非使用光洋、大洋、鹰洋等银元之类的硬通货。可是出人意外的，张贤却发现当地人还使用共产党所发行的钞票，这让大家都有些意外。
其实提起八月份的货币改革，不仅是老百姓有气，便是此时的国军士兵们也十分有气。
由于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加，法币急剧贬值，物价狂涨，通货膨胀在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恶性循环之中，无奈之下，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发行一种本位货币，以挽救经济的崩溃。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十一月二十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在发行行金圆券的同时，政府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规定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九月三十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并且将全国的物价水平冻结在八月十九日这一天。
金圆券的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八月十九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而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亦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
初期的效果很是明显，为了更好的支持这项金融改革，蒋总统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并且让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亲自前往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去督办。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而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亦因囤积罪入狱。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但是随后的蒋经国查办了一家公司，却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迫于宋美龄的压力蒋经国不得不被迫放人，而蒋经国也因此事辞职求去，物价管制最终以失败告终。到这个时候，蒋介石也不得不发出一声的概叹，对于国民党内的贪腐“打则亡党，不打则亡国！”
金圆券政策的失败，最终引发了国内金融的混乱，市场已然崩溃，通货膨胀越发的加剧，国民政府已然无力控制。而受这场风暴影响最大的却是城市内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亦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的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在恶性通胀中所承受的损失最大，部分人因而变成一无所有。这些人其实是一股很值得拉拢的中间力量，而国民党政府虽然因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的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也失去了这部分国内本来最应倾向他们的阶层：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金圆券风暴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也丧失殆尽了！
而在国军中，饷银也由法币改成了金圆券，当士兵们拿着金圆券去买东西的时候，自然得不到当地百姓的认可，许多的地方干脆打出了拒收金圆券的招牌，这令士兵们也恼怒不已，于是抢夺、强买强卖等扰民事件也就很自然地发生了。
在十八军中，也有这样的事例，但是胡从俊马上发现了问题的实质之后，便通过自己的关系，要求上面给十八军和第十军的军饷为银元，不要金圆券和法币。十八军是国军的王牌主力，当然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其他的部队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就象是同在十二兵团里的另外那两个军，于是矛盾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便是同一个兵团辖下的两军之间也有了隔阂。
十八军终于抵达了唐河，并且很快与南阳的王凌云部取得了联系，依照胡从俊的计划，就准备在唐河城为基地，实行重点加固，把十八军的三个师集中在一起，然后再看准目标，四处出击，以求一击必中！他的这个方案原本就是在与共产党对仗的这几年里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一来可以避免被共军牵着鼻子走，到时一个疏忽可能就会被他们分割围歼；二来可以发扬自己的优势，令敌人防不胜防。第三，还可以稳扎稳打，阶梯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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