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被调往中原军区之后，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成为了华野的代总司令并代政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的第一、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在中原地区作战。其实这部分的主力，也就是原来的粟裕兵团与华野的陈唐兵团。
接中共中央原订的计划，本来是要打算让粟裕兵团在豫北地区休整之后，准备南下渡江，到江南开辟新的战场。中共中央军委作出这个决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在刘邓挺进大别山区后，陈粟、陈谢两个兵团相继越过了陇海线，在中原黄淮海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布局，内战的态势也由共军的防御，国军的进攻，改为了共军的进攻，国军的防御。但是，这种转变却是十分缓慢的。
为了应对共产党军队的攻势，国防部研究对策，最终将原来的全面进攻改成了全面防御，重点进攻，用一句术语来讲，就是避实就虚。
在中原战场上，虽然解放军的三个兵团很是强大，但是毕竟还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而国民党方面则在这个区域里布置了有九十多个旅的兵力，除了防御重点的点、线之外，还组成了六个强大的机动兵团，采用避实就虚之策，往返于驰援于各个要点之间。而解放军的三个兵团分兵作战，任何一支都很难在对当面之敌作战时取得全胜，而要是等这三路大军集中起来，又常常失去了战机，所以只能打一些小规模的歼灭战，有的时候，便是连中小规模的战斗也打不成。
所以，在中原的战场之上，此时形成的是一种打锯僵持的局面。
对于国军来说，虽然也很难挨，但是依然有兵力可以破坏共产党新建解放区的工作。在这些新成立的解放区里，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民团组织还很活跃，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也并不信任，解放军便是有打运动战的机会，也很难保密，捕捉战机也十分艰难。
如果这种局面不打破，国民党方面便可以争取到一定的时间，加紧训练，成立新军；更或者以政治阴谋来从容布置。在军事上，当解放军的兵力分散的时候，便积极进犯，就象上一次平汉路以东的包信集之战，以及这次驻马店之西的象河关之战一样，一得机会，便全力出击；而当解放军集中兵力后，则又迅速地后退缩回，根本不给对手任何可以攻击的机会；如果兵力相等，那么就与之纠缠到底，不令对手能够安心地休整。
面对这样的中原局面，虽然刘伯承等人也很想展开来打一场歼灭战，但是一直不得。所以，毛泽东认为要想很快地打破这个僵局，也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分兵渡江南进，一个是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来打大的歼灭战。
对于这两种方案，解放军的大多数高级指挥官们都认为第一种方案最可行，所以在年初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便作出了渡江南下的决定，便是连已然身处在大别山区难以自支的刘伯承与邓小平也发去电报建议，支持南下作战的决议，并已经准备为了配合粟裕部南下作好了第二阶段的准备。毛泽东还征询陈毅的意见，陈毅也十分赞成中央的想法，并且兴奋地作了一首诗：“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日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粟裕兵团渡江南下很快成了板上订钉的事。
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粟裕将军却并不同意中央军委的决定，在全面分析了形势之后，力排众议，向中央军委发去了自己的电报，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如果华野的三个纵队暂不过江，而是在江北的中原地区寻机歼敌，才是在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良方。
在军委的的决定作出后，粟裕一面加紧准备南下渡江的事宜，一面继续自己的见解，反复分析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
粟裕认为，要想改变中原战局，还是应该尽可能多地把国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分兵渡江南下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分兵南下，不可能将国军的四大主力调走，尤其是刘邓极盼调走的那个整编十一师，相反，还会分散和减弱解放军在中原战场上的兵力。
谈到具体的作法，粟裕又道：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陇海路北的后方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弹药补给，发挥现有装备的作用来大量歼敌，并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打几个较大的歼灭仗，以取得这一地区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支持也就有了粮食等物质的供应及支援；否则，下面的困难会很多。如果中央军委同意华野的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那么可以在打完第一个歼灭战以后，华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以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以寻求第二个歼灭战！
粟裕独树一帜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马上请他到中央当面陈述理由。此时的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已经从陕北迁到了太行山区平山县的西柏坡村，于是在四月底到五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与任弼时这五大书记听取了粟裕的当面汇报，最后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了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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