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气候比不上中国民众的热情，从山海关前线到到抚宁迁安，我围着冀东走了一圈，到处都可以感受到那种火一般的热情，这是新光复的地区，也是沦陷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仅仅比东北地区稍短一点。
自1934年在中国官方记录中称为第二次长城抗战之后，中国军队便被禁止进入这个地区，这里的人民有十年未曾见到中国军队的身影。卢沟桥事变后，当地民众起来暴动，暴动在初期取得了极大成功，光复了大半个冀东，但很快在日本人从前线抽调部队的反攻下失败，我采访了那些参加过暴动，后侥幸逃生的起义者，他们向我介绍了七年前的那场暴动，于是这场不为外界知晓的暴动才清楚展现我们面前。
暴动的过程其实很简单，日本人将主要兵力投入到对中国内地的进攻，冀东空虚，当地GC组织和救国会趁机发起旨在驱赶日本人的暴动，这场暴动遍及冀东八县，一度切断了北平到山海关的铁路交通。
日本人匆忙从前线抽调回来两个师团，对起义部队展开疯狂进攻，起义部队人数虽然占优但缺少训练和装备，大部分溃散，小部分向关内转移，在日军追杀下，很快失败。
向我描述这场暴动的老兵，如果不是他说，你根本不可能想到他曾经参加过这场血流漂杵的战斗，他与村庄里普通村民没有任何区别，黝黑的脸膛，长满老茧的双手，头上裹着当地的白头巾。
讲述中，他不断哽咽，眼泪不断流下来，他的部队是在长城附近被打散的，从迁安到长城，沿途都是起义者的尸体，日本人不断追杀，部队在西撤时，尸体几乎堵塞了河流。
由于我与战区司令庄文革将军的关系，我获得了很多采访机会，这些机会让我能接触到大量其他记者难以接触到的东西。
这场起义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在这场起义中，开创了国共两党在敌后的合作，可随着暴动的发展，两党不可避免的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在过去很多七年中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过，由于对地盘，对粮食，对军队的期望，两党都展开争夺，甚至发生火并。他们之间的矛盾被日本人抓住了，在日本人的进攻下，两党武装都无法站住脚，最终主力都逃进关内，只有极少数人留了下来。
我曾经到战后的天津采访，天津城受到的巨大破坏让我非常震惊，但这种破坏在冀东似乎很少见，日军几乎是撤离冀东，除了唐山之外，冀东的其他城市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至少看上去是这样。这让我暗暗放心，毕竟要恢复重建平津地区，已经耗空了国民政府的钱袋。
但很快，我便知道我错了，日本人在冀东的统治极其残酷，冀东暴动虽然失败了，可反抗的火种种下了，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反抗者们活跃在长城两侧，他们利用长城两侧连绵不断的群山，频频打击日军，袭击日军守备队和运输车。
这种战斗被说成敌后游击战，这里的战斗没有政府军那样宏大的场面，没有万炮齐鸣的恢弘，但它的残酷却不逊于艰苦的鄂北会战，损失惊人的淞沪会战，这里的战斗往往是为了争夺几十斤粮食或几支枪展开。
‘在这里生存是第一位’，当地GCD根据地的指挥员老李说道，是的，生存是第一位，日本人为了剿灭这里弱小的抵抗队，沿长城走向，将长城两侧十公里宽的区域变成了无人区，这个地区的所有居民全部迁走，拒绝者全部被杀，有些村子，整个村子被日军杀光。
我观看了数个万人坑，这些万人坑中埋葬的全是被日军枪杀的普通平民，这些万人坑中的尸体，年龄最小的大约八九个月，最大的大约有七十多岁，在挖开的坟墓中，他们幸存的亲人小心翼翼的将他们尸骨抬出来，重新安葬。
在冀东各个地区都发现了日本人的暴行，中国军队的迅速推进，俘获了一个完整的军妓队，这些军妓就是被日本士兵称为慰安妇的女人；我询问了慰安妇管理人员，这些不像是士兵，而是商人，很老实的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慰安妇是日本军队的一大特色，出于荣誉感，日本军官不愿担任这种角色，同样的理由让高级军官也不愿将这种组织列入军队编制中，于是这样的组织便交给了商人，但在军队的编制中，这些人被列为消耗品。
的确，她们是一些消耗品，每个慰安妇平均每天要接待上百名士兵，高强度频繁的工作，让她们的身体很快变得麻木，变得疲惫，或者染上妇科病，变得不能再工作。
负责这队慰安妇的中年男人叫牧草，在中国已经六年了，曾经在山西河南察哈尔等地活动过，他经手的慰安妇有上千人，我询问了慰安妇的来源，牧草告诉我，慰安妇的来源有三个，贫穷的日本女人，从朝鲜征集来的女人，在占领区抓捕的中国女人，在撤退时，非日本籍慰安妇全部被枪杀，只有日本人才能随日本军队撤退。
对大多数中国女人和朝鲜女人来说，她们并不是自愿来这里的，应该将这种行为定为有组织的强奸。
日本军人在这次战争中，固然展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以寡敌众，即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坚持战斗，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军人也展现了他们的另一面——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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