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咯咯哒，咯咯哒。”听见母鸡下蛋的叫声，悠悠赶紧抓了把秕子跑出去，撒出去的同时还带着空间里的配方饲料，要不这些鸡下蛋能这么勤。
“姥姥，是个带血丝的。”悠悠拿着鸡蛋让姥姥看。
“不能啊，哪个鸡下的？”姥姥问。
“那只。”悠悠指着一只芦花鸡对姥姥说。
“二奶奶，您家的鸡撩蛋啦。”姥姥高声喊。
二奶奶闻声从她家出来，走着说着：“就喂这几只鸡，下蛋晚不说，还去抢你家的鸡窝。”
姥姥把鸡蛋递给二奶奶，“别说还真是，人爱凑堆难道鸡也喜欢扎堆。”
悠悠在心里说：想什么呢，还不是在咱家吃食吃习惯了。
正月十八村里的小学开学，十七上午妈妈和另外两名老师就到学校做准备。
村里的学校建在防台上，防台在牛屋的西面，比牛屋顶还高出一米多，得有七八米，比村里人盖房子的岗子还高，和黄河大堤不差上下。
防台上面近2000个平方米，有三亩大小，是国家给滩区群众建的防洪设施。
防台上建了两排房子，每排十间房。学校在前面的一排，一个教室两间房，共三个教室。
村里的小学只有1到3三个年级，4、5年级的学生去黄河大堤外的周楼村小学。
三个教室在西边，中间的2间是教师的办公室，东头的2两间是孙老师的住房。
孙老师是公立教师，县师范毕业，也是韩屯小学的校长。除了管理学校外，还负责教二三年级的算术课。三十多岁的她带着三个孩子，大女儿8岁，小儿子才3岁，她爱人在部队是个连长。村里给她提供蔬菜和柴禾，自己开火做饭，学校放假她就带着孩子回家住。
学校的另一个老师姓石，五十多岁，和悠悠妈妈一样，也是民办教师。石老师出身富农家庭，是解放前的老初中毕业生。他教一年级的语文和算术并兼着二三年级的书法，主要是学写毛笔字。家在西边邻村石庙，距学校一公里远，石老师在家吃住。
悠悠妈妈教二三年级的语文，兼着三个年级的音乐和美术课。
后面的一排房子东面两间是磨房，其余的放着生产队的东西，磨房前面的空地上有一盘石碾。
村里喂了十六头牛和两头驴，比别的生产队养十头牲口的多了快一倍，可是韩屯村耕地较多，牲口还是有点紧张。
幸亏韩屯村每年上交的公粮数量多，在县里出了名，奖励了一台拖拉机。两头驴就用来给社员拉磨，每天安排四户，十来天安排一轮，这在整个公社也是少有的福利，深受全村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欢迎和感激。
这两年虽然有了打面机，但每斤需交一分钱的加工费，这个年代缺少油水，人们的饭量都大，壮劳力一天最少二斤，一家五六口人，平均得七八斤粮食，要是打面得七八分钱，一斤咸盐才七分钱，人们为了省钱还是自己磨面吃。
下午，姥姥和村里排上推磨的人家换好了时间，趁妈妈开学前磨面，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
为了磨面，姥姥头天就把要磨的粮食，用簸箕簸了又簸，挑净粮食里面的坷垃，最后再用毛巾蘸着清水来回地擦净晾干。
磨的是姥姥口中的杂面，就是高粱和黄豆，装了满满的一大布袋。姥姥说一百多斤，够吃到出正月了。
悠悠看了一下，高粱少豆子多。姥姥掺高粱时特别的珍惜，嘴里念叨着：“还真不禁吃，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新高粱下来。”
悠悠想着拉嗓子的杂面包子，疑惑的问：“姥姥，高粱一点也不好吃，咱光吃豆面不行吗？”
“那可不行，掺的高粱少了，蒸的干粮都散的拿不起来，光豆面更不行。你没见二爷家蒸豆面馍啊，都是捏团子，熟了用碗乘着吃。再说了，豆面喝粥不乱锅，还一股子豆腥味。”
“他家的高粱哪？”
“这不是穷吗？家里人个子大饭量也大，家里没存粮，队里分啥吃啥。高粱比豆子早下来一个多月，等豆子下来就吃的差不多了。剩下点高粱得留着喝粥，就舍不得往豆面里掺了。以后就好了，宝景大了，能挣工分了，分的粮食多了还好过点。”
悠悠跟着去了磨坊，看到磨坊里石磨厚厚的两层，置放在垒砌的高台上，下层固定，上层转动。抚摸着石磨上咬合得天衣无缝的沟槽，悠悠衷心的佩服现在的石匠功夫了得。
爸爸帮着把准备好的粮食背到了磨坊，姥姥把要磨的粮食倒在磨盘上，再用手拢成上尖下圆的形状。
二爷帮着把毛驴牵进来，伸手拿起一块蒙眼罩，戴到驴的双耳上。接着，又给驴围上“扎脖”，再把一套拉套套到驴身子的两侧。最后，把拉套的末端挂到磨棍的连杆上。
当准备工作就绪后，姥姥“喔”的一声，驴子立马竖起双耳，四蹄紧蹬，开始了漫长的环形跋涉。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古老的磨房里开始响起石磨的噜噜声，驴蹄的踏踏声，筛面罗“呼答呼答”的滑动声……这些节奏不一的声音相互交织，宛如一支长长而又沉沉的乐曲回荡在悠悠的耳畔。
当磨盘上的粮食在一遍遍碾磨时，姥姥跟在毛驴的后面，拿着个扫帚把磨碎的粮食沿着磨盘外沿向里扫，毛驴停下来的时候，姥姥就用扫帚抽打几下，大声地呵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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